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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法治與法治思維

日期:2015年05月12日  來源:本網原創 閱讀:15672

社會主義法治與法治思維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布局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發展歷程

 第一,依法治國的提出。19979月,黨的十五大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第二,依法治國入憲。1999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國”正式寫入了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第三,依法治國的推動。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執政、立法的標準、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依法治軍、文化道德建設法制化等新觀點,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一的體現。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四,依法治國的全面落實。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008年2月,中國出臺了第一部《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從國家層面全面介紹了我國法律體系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人權保障、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等方面的制度。

 2010年3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

第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提出。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里的全面性是指對推進“依法治國”提出的“空間”要求,是涉及中國各領域、各方面的一項政治任務。“全面性”表現在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八大對推進“依法治國”也提出了“時間”要求,就是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2013年5月,我們黨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對黨內法規的制定權限、制定原則、規劃與計劃、起草、審批與發布、適用與解釋、備案、清理與評估等作出了明確規定,同時還發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的原則、范圍、期限、審查、通報等提出了具體要求。

第六,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上第一次以法治為主題的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四中全會報告,實際上是建黨93年來第一次專門以法治為主題做的報告、做的決議,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一個前所未有,就是新中國建國65年來,也是第一次以如此高規格的會議去討論法治問題。

(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主要內容

1、一條道路: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

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對于我們統一思想,增強自信,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具有極端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近年來,政法領域越來越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重要突破口。他們打著“維權”旗號,抓住司法個案,極力使個別問題擴大化、單一問題復雜化、一般問題政治化,抹黑我司法制度,要求我改變、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的優劣,根本上取決于其對本國國情的適應性,取決于其能否推動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顧本國國情,盲目引進別國的司法制度,必定會水土不服,非但不能保障、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反而只會帶來動蕩、混亂,只會阻滯、破壞經濟社會發展。

習近平在3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同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保持我們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我們要借鑒國外法治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國外司法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為指導,在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實踐成功經驗,積極吸收人類法治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繼承了我國古代法制文明的優秀成果,又吸收了國外法治的有益成分,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具體體現在:

一是堅持黨的絕對、統一領導。黨的絕對、統一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最大特點和優勢。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使我們的各個司法機關之間盡管各有分工、相互制約,但都堅持相同的政治方向、都服務于同樣的大局,因而又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承擔起維護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人民權益、確保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推動經濟發展的職責使命。

 二是具有最徹底的人民性。最徹底的人民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屬性。我們的司法權來自人民,屬于人民;司法制度反映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根本宗旨,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我國司法體制設計安排來看。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我們實行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下的“一府兩院”,堅決不搞“三權分立”,根本上就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最高決策權和最后監督權。除了人大監督以外,各司法機關還要接受廣大人民群眾對各項工作的日常監督。從審判工作的實踐發展歷程來看。無論是堅持“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指導方針,到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工作主題,再到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都把“為民”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三是適應我國國情。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歷史上一直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平衡;由農耕社會發展而來,講究人情,講求“以和為貴”,傳統上民眾有“厭訟”、“懼訟”心理,不喜凡事對簿公堂,因此孕育了被譽為“東方經驗”,目前被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廣泛借鑒的調解制度,因此產生了刑事審判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我們有有冤必申、有錯必糾、實事求是的傳統,鑒此,我們設立了獨特的審判監督制度,以糾正萬分之幾的錯案,以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訴求。

四是能夠與時俱進。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有了巨大發展,與之相適應,從強調刑事打擊、刀把子功能,到調節社會矛盾、制約行政權力,再到和諧社會建設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也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行不斷地修改和完善。在新中國建立60幾年、改革開放30幾年的短短時間就能建立起如此完備、優越的司法制度,真正實現司法制度的與時俱進,卻是絕無僅有的。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2、兩項建設目標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點,表明我們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法治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法治體系、法治國家,為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3、三依法三一體原則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其途徑則是“三個依法”和“三個法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4、四項基本要求

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16字出自十八大報告,被稱作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新方針,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遙相對應。30余年來,中國法制建設砥礪前行,從“刀制”(法制)跨向“水治”(法治)。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2011310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宣布,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5、五個體系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里面包含著具體的五個體系,這五個體系,一是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二是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三是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五是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前面四個體系非常明確,第五個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是第一次提出來的。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章,還有各方面的規定、條例、辦法,叫黨規、黨法,過去黨規、黨法是黨內的,約束黨員同志的。現在我們把它作為國家法律了,這是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五個堅持。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還要堅持從實際出發。

6、六項任務。第一個任務,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第二個任務,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第三個任務,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第四個任務,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的建設。第五個任務,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第六個任務,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以上這六點我構成了依法治國的全新的藍圖。

 二、全面依法治國中關于司法改革的主要內容

四中全會在三中全會提出85項涉及政法工作的改革舉措基礎上,又提出84項由中央政法機關主要負責的改革舉措,這對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總體思路:緊緊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

主要特點:一是整體性。改革舉措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一脈相承,體現出整體性、一致性。二是系統性。充分考慮了改革舉措之間的關聯性,在內容設置、進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夠相互呼應。三是科學性。內容主次分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四是連續性。立足于中國國情,對當前形勢進行科學研判。五是統籌兼顧。

改革導向:十八大指出,要堅持市場導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指出,“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體制改革成效如何,說一千道一萬,要由人民來評判,歸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廣泛聽取人民群眾意見,深入了解一線司法實際情況、了解人民群眾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決了多少問題、人民群眾對問題解決的滿意度作為評判改革成效的標準。

(一)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我國現有地方各級法院共計3573個,絕大多數法院設置與行政區劃相對應。這樣的司法體制便于明確管轄、便利訴訟,也容易得到當地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人財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權的運行易受地方因素影響和干擾。通過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集中審理跨區域的民商事案件等,可以彌補省級統管未能完全解決的一些問題,從體制上排除地方因素對公正司法的干擾。

此項改革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在管轄制度方面,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確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區劃的民商事案件和環境保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鞏固鐵路運輸法院管理體制改革成果。三是在機構設置方面,建立上級法院在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機制。四是在法院設置方面,推動在知識產權案件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二)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執行難作為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而導致的一種司法現象,已經成為人民法院三輪司法改革尚未最終克服的頑癥。執行權可以劃分為執行裁決權和執行實施權。執行裁決權是一種判斷權和裁量權,屬于司法權的范疇;執行實施權是一種行政權,上下級之間是一種指揮和服從的關系。因此,在法院內部將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建立相對獨立的強制執行機構,既可以充分發揮執行實施權作為行政權的制度優勢,形成上下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的執行體制,又可以避免執行裁決權與執行實施權簡單分割而影響執行效率、損害司法公信。

  (三)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一要準確理解和把握省級統管改革與黨的領導的辯證關系。省級統管改革由中央及省委統一領導開展。省級統管不是省“兩院”統管。是在省委的組織領導下,分別由省級編制、組織、財政等部門為主來進行管理,從而既保障了黨的領導,又避免了“兩院統管”后可能出現新的條塊化行政化等問題。1、省以下地方法院的專項編制由省統一管理;2、法官由省統一排名,并按照現行法律規定由相對應的人大按法定程序任免;3、法院領導職務任免和管理保持不變,在沒有新的法律規定前仍按法寶程序進行選舉或任免;4、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由省統一招錄、統一管理、統一保障,與地方脫鉤;5、法院的人員經費,日常運行公用經費等由省級財政統籌解決,中央財政負擔部分;6、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等統一上交省級國庫。

二要準確理解省級統管改革與黨管干部原則的辯證關系。1、法官選任必須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既要保證黨管干部原則落到實處,也要充分考慮司法工作的特殊性,確保選拔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工作作風好的優秀法律人才充實到法院、檢察院隊伍中。2、應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法官選任機制。3、法官遴選委員會不能代替組織部門的干部管理權。前者把業務關,后者把政治素質關。4、法官懲戒委員會不能代替紀律檢查部門的職責。前者側重對于法官是否違反法律程序等作出評判,后者對違法違紀案件作出具體調查。

三要在統一管理中加強法院黨組織建設。1、加強組織建設;2、加強黨務工作;3、理順與地方黨委政法委的關系,省以下地方黨委政法委仍應定位為黨委領導、管理司法工作的職能部門,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

(四)發揮庭審的重要作用

 法庭是查明事實、認定證據、形成裁判結果的場所。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是對以審判為中心是法治國家訴訟制度基本特征的積極肯定,對于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義。

從訴訟制度的演進來看,早期國家訴訟制度大多以偵查為中心,警察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居支配地位,擁有不經法院審判而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懲處的生殺大權。隨著法治觀念的日益深入,訴訟制度“偵查中心主義”逐漸轉變為“審判為中心主義”,法官作為主持審判的官員對偵查權的行使進行控制。例如,大多數國家由法官簽發逮捕令,就是為了防止偵查權的濫用。又如,根據正當程序,偵查機關獲取的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出示,偵查人員必須出庭辨認、鑒真并接受質證,法官對這些證據采信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五)貫徹證據裁判原則

 它要求“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這是為了防止司法裁判的任意性,確保在事實前提和判決結論之間一定要有確證關系。從人類司法文明的歷程看,訴訟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愚昧的神明裁判、野蠻的專斷裁判和文明的證據裁判三個階段。必須在兩個方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其一,強調將證據作為事實認定的基礎,排斥主觀臆斷或者行政干預的事實認定方式。其二,強調案件事實認定的根據,必須是經過法庭舉證、質證和認證后采納的證據。其三,必須遵循直接言詞原則。我國目前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率較低,檢控方主要以庭外陳述作為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證據,辯護方無法對這些庭外陳述人進行質證,導致辯護權難以得到完全發揮。四中全會《決定》在“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的總體要求下,特別強調了“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案例1】太守斷牛案。于仲文曾任北周時安國太守。他任太守時,有任、杜兩家各失其牛。后來任家得到一頭牛,兩家都說是自己家的牛,各執一詞,州郡長期不能斷決。益州有一位官員說:于太守必有主意。于仲文接手此案后。說“此易解耳。”他令兩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驅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認領的牛放出來,結果要認領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于仲文先前又令屬吏悄悄微傷要認領的牛,借此觀察兩家的反應,任家見到后心疼不已,而杜家則無所謂。于是于仲文便據此下判將牛斷給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案例2】包公巧審割牛舌案。包拯早年做天長縣的縣令時,縣里發生一個案件,有個農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來,發現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這個農民又氣又心痛,就趕到縣衙門告狀。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狀的農民說:“你先別聲張,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說。”農民本來舍不得宰耕牛,按當時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來,割掉了舌頭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來,縣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那農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殺掉了。第二天,天長縣衙門里就有人來告發那農民私宰耕牛。包拯問明情況,立刻沉下臉,吆喝一聲說:“好大膽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頭,反倒來告人私宰耕牛?”那個家伙一聽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頭,老老實實供認是他干的。原來,割牛舌的人跟那個農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發牛主人宰牛。打那以后,包拯審案的名聲就傳開了。

(六)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沒有經過法院判決之前,不得認為其有罪或者推定有罪。被告人在法院判決生效以前是無罪的,不因被告人被偵查、刑事拘留,被逮捕、起訴而認為其有罪。疑罪從無,是在具體事實無法查清楚的情況下,做有利被告人的推定,即視為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實,事實上就是要求寧可放縱犯罪,也不能冤枉無辜。當證據不足不能支持檢察機關的公訴意見時,刑事法官應當根據疑罪從無原則判定被告人無罪。

因證據不足而又不得不作出的從無裁判均是建立在法律真實的基礎之上,離案件的客觀真實可能會有一定差距,判決結果容易受到檢察機關、新聞媒體和群眾的質疑,但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發,卻是應該堅持的原則。與之相配套,有必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確保法官依法履職行為不受追究。

【案例3】念斌投毒案。2006727日夜,平潭縣澳前村17號兩戶居民家中多人出現中毒癥狀,其中兩人經搶救無效死亡。警方經過偵查,很快確定是人為投入氟乙酸鹽鼠藥所致。81日,警方在念斌食雜店外面靠近衛生間的門把上檢出“疑似”氟乙酸鹽毒物的物質,便出具了門把上“傾向于認定”存在氟乙酸鹽的《分析意見書》。86日福州市公安局在檢驗了數十件物品之后,從被洗刷干干凈凈的炒菜鐵鍋里檢驗出氟乙酸鹽毒物。據此,念斌被平潭縣公安局認定具有投毒作案的重大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訴。后該案歷時810次開庭審判,4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014822日,福建高院作出終審判決:上訴人念斌無罪。上訴人念斌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2015215日,福州市中級法院依法對賠償請求人念斌二審宣告無罪賠償案作出國家賠償決定,決定先支付賠償請求人念斌人身自由損害賠償金58.9萬元;支付賠償請求人念斌精神損害撫慰金55萬元;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賠償請求人念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為什么念斌多次作了有罪供述,還不能認定其犯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本案念斌在案發當天接受調查時沒有承認作案,之后第11天被帶到偵查機關,做的2次筆錄也沒有承認。第二天下午起,念斌開始承認自己下了毒,以后又多次作過多份類似的供述,在律師2次會見和縣檢察院工作人員1次提審時也沒有否認,后來在市檢察院審查起訴開始一直否認下毒。因此,念斌本人對有無下毒作案,前后所做的交代是不相同的。根據法律規定,念斌所作的有罪供述,還必須與案件的其他證據進行比對,如能印證,才能認定系他作案。如上所述,念斌承認的購買鼠藥、投毒方式、作案工具處理等主要情節,因為與其他證據之間存在不能排除的矛盾和合理疑點,得不到印證。此外,念斌第1次承認下毒時,有做了錄音錄像,但是錄音錄像畫面有近2個小時的時斷,與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檢驗意見“錄音錄像內容完整”相矛盾。所以說,盡管念斌自己多次承認了,但由于交代的內容得不到其他證據印證,從證據上就達不到法律規定的確實、充分的定案要求,不能認定是他作的案。

(七)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重要形式。這次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的最大亮點,就是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只參與事實審,不參與法律審,真正實現了揚長避短,抓住了陪審制度的主要矛盾,為下一步改革確定了方向。如中院落實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全市法院共增選人民陪審員383名,總數達到729名。增選后基層普通群眾代表所占比例增加,占22.2%,每個鄉鎮、街道至少有1名陪審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擔任人民陪審員120人,占16.5%2014年,全市法院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4393件,占可陪審案件的89.8%

(八)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主要制訂了七項措施:一是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二是建立對被告人、罪犯的辯解、申訴和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的機制。三是完善律師權利保障機制,強化控辯對等訴訟理念,禁止對律師進行歧視性安檢。四是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五是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近期,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六是進一步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七是全面清理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不合理的司法考核指標。

【案例4】海外代購抗癌藥物案——生命健康權更為重要。今年47歲的陸勇是江蘇無錫一家針織品出口企業的老板。2002年,他被檢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對抗白血病 的主流療法仍然是骨髓移植,但陸勇沒能找到合適的骨髓配對,只能通過吃藥續命。醫生推薦他服用瑞士產抗癌藥“格列衛”。這種藥品的售價是23500元一盒,每個月需要服用一盒。20046月,陸勇偶然發現從印度直接購買此藥僅需3000 元。陸勇后建立QQ互助群,高峰期已有5個群,4000名左右成員,有上千人通過他購藥。陸勇說,20139月份“團購價”已降到每盒200元左右,價格只有正版藥的百分之一。2014319日,陸勇被取保候審,同年721日,沅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罪”對陸勇提起公訴。陸勇被捕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600多名白血病患者曾聯名向檢察機關寫信,認為陸勇因“好心”涉罪, 請求對陸勇免予刑事處罰。 一邊是知識產權對藥品生產和銷售的保護,一邊是迫于經濟壓力購買廉價仿制藥品的白血病患者,陸勇和眾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遭遇的,正是司法與倫理的困境。129日下午,被稱為“印度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的陸勇被湖南警方釋放,檢察機關也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案例5】陜西省野生動物保護案。2002520日上午8:30分,一頭野生羚牛(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闖入陜西省四郎鄉田嶺村劉昌家里,把劉昌頂倒在地。劉昌妻子嚇得躲在碗柜底下。村委會主任得知后立即向鄉政府匯報。鄉長向縣林業局匯報后于10:00到現場。此時劉生命垂危,而羚牛在屋里來回走動。縣林業局副局長于11:00 趕到了現場,并且成立搶救指揮部,同時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因特殊情況,需要獵捕、殺害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的,須經國家林業局批準。研究決定向林業廳匯報,但已11:30。下午1:20傳來省林業廳指示,可以擊斃羚牛。指揮部立即部署擊斃方案。 2:00,縣公安局長帶領30名警察趕到現場, 指揮部經過現場察看,確定了擊斃方案。4:20,警察開槍擊斃羚牛。從8:304:20,處置結束,劉因傷失血過多已經死亡。其妻在被送往醫院搶救的途中死亡。政府是在依法行政嗎? 政府機關所為符合社會主義法治思維和理念嗎?

【案例6】美國米蘭達規則。1963年深夜,一位在美國鳳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下班回家時,被一名叫米蘭達的男子強暴。被警察抓獲后,米蘭達也供認不諱,法院判決米蘭達犯劫持罪和強奸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蘭達不服,在獄中多次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寫信上訴,稱,自己當時的招供是被迫的,警察違反了不得強迫被追訴人對自己作證的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明確規定:在審訊之前,警察必須明確告訴被訊問者:(1)有權保持沉默;(2)如果選擇回答,那么所說的一切都可能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3)有權在審訊時要求律師在場;(4)如果沒有錢請律師,法庭有義務為其指定律師。這就是米蘭達一案所產生的著名的“米蘭達警告”。米蘭達案判決30多年來,這條法律規定如今在美國是婦孺皆知。因此,嫌疑人被捕后,一般都是開口就說:“我要對我的律師說話”或“在同我的律師談話之前我不想談任何東西。”

(九)重視發揮律師作用。

 《決定》中共提到“律師”27次,提出要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規范律師執業行為。律師們對法庭有一個共同期待:“請讓律師把話說完。”現在許多經常出庭的律師,自覺不自覺地養成了搶著說話、大聲說話、快速說話的習慣,究其原因,是因為在一些法院的法庭上,律師的發言被打斷,被要求“簡短地說”,“重復的不要說”,或者“庭后提交書面材料”,致使律師們缺少“話語權安全感”。不能把律師推到對立面。律師既受當事人信任和委托,又有相對獨立的法律人格,與訴訟中的利益關系存在一定距離,因此能讓當事人客觀理性地面對訴訟,能幫助當事人厘清事實法律,權衡訴訟利弊,促使服判息訴或達成妥協和解。要從制度上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既不搞庸俗關系學,也不搞簡單的物理切割。

(十)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

《決定》明確提出要構建陽光司法機制,依法及時公開司法的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為進一步拓展司法公開提出了具體指引。一要開放,所有審判流程中依法應當公開的信息都應當向當事人公開。二要動態,當事人可以通過網上辦公平臺與法院進行必要的互動交流。三要透明,所有可以公開的裁判結果和執行信息都應當上網公開。四要便民,當事人和普通民眾參與、旁聽案件審理,獲取法院的公共信息將更加方便、快捷。現在主要制訂了五項措施:1.完善庭審公開制度。2.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庫。3.繼續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4.整合各類執行信息。5.在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基礎上,完善12368訴訟服務平臺、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公開平臺、新聞信息公開平臺、聯絡溝通信息服務平臺。

如我市法院在構建開放、動態的陽光司法機制方面,主要的做法有,一是全面推行裁判文書上網公開,2014年在中國法院網公布生效裁判文書22353份,上網公開率達95.4%。二是完善執行信息公開平臺,通過12368執行短信互動平臺自動實時地向當事人發送執行進程、財產查控、款項分配、程序節點等信息,2014年共向執行當事人發送信息96955條,接受各類咨詢舉報185條。三是創新網絡司法拍賣工作,實行網拍開始,截止目前,全市法院通過網絡司法拍賣成交標的物7000萬余元,為當事人節省傭金350萬余元。四是推行重大案件敏感主要電子卷宗向社會公眾公開,首批減刑、假釋案件、暫予監外執行案件已制作成電子卷宗在網站公開。五是實行法院開放日常化。群眾持身份證每天下午四點后均可進入法院大樓參觀。

在構建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方面,主要是打造八大信息化司法服務平臺。一是三明法院網服務平臺。是全市法院司法公開、司法服務和司法宣傳的全方位、綜合性網站。二是語音在線訴訟服務平臺。開通服務熱線:05988212368。三是審判執行標準化服務微信平臺。只要加入三明中院微信公眾服務平臺,根據自己不同的訴訟需求,點擊相應的內容或者輸入相應的數字代碼,即可自助獲取案件受理、審判執行和申請再審等標準化服務內容。四是新浪微博司法服務平臺。發布、轉載法院重要司法信息,對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進行庭審直播的重要平臺。五是當事人執行信息服務平臺。平臺短信號:12368。將法院進行查詢、凍結的情況和查封、扣押、拘留、評估、拍賣等措施,以及結案時間、結案方式、執行到位標的等案件執行進展情況即時通過短信告知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六是點對點網絡查詢系統。在市委政法委支持下,與銀行、房管、車管、林權、土地、公安等部門啟動“點對點”網絡執行查控系統,2014年,對被執行人的身份、賬戶、房產、車輛等集中查詢170萬余次,凍結、劃撥執行款6.6億元。七是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曝光平臺。與市委文明辦等7家單位共建失信行為懲戒機制,構建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曝光臺,在融資信貸、招標投標、行政審批等方面對20963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限制。八是3G網絡執法系統。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并監督執行人員執行行為。

(十一)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

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和插手個案的電話記錄、轉遞材料、口頭指示等信息的提取、封存、舉報和公開制度,造成后果的要倒查領導干部責任,為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20152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通過了《關于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要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和插手個案的電話記錄、轉遞材料、口頭指示等信息的提取、封存、舉報和公開制度,造成后果的要倒查領導干部責任,為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十二)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近年來,最高院已出臺相關規定,在防止內部人員干預案件方面取得明顯成效。要進一步細化和落實具體措施,關鍵在“如何記錄”、“如何追究”上下功夫,建立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2015326日,中央政法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要求所有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情況,都應當按照規定予以記錄;屬于違法干預辦案的,一律予以通報;違法干預造成嚴重后果的,依紀依法追究責任。

三、社會主義法治思維

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干部。對特權思想嚴重、法治觀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評教育,不改正的要調離領導崗位。

【案例7】古代“司法考試”。古代一些帝王不僅倡導官員學習法律,而且還對官員嚴格考核獎懲,引導官員自覺學好法、用好法。如宋朝宋太宗時,首創了“領導干部法律知識任職資格考試”,具體做法是:每年對任職期滿后的各級官員組織統一“試判”考試;考試內容是考官提供幾則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據材料寫司法判決書,以綜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曉法令規章,能否融會貫通,乃至文理是否通暢,書法是否優美。這個辦法,不僅迫使官員要認真學法,而且還要放棄“死記硬背”,學會靈活運用法律處理公務;考完后,朝廷根據官員的考試成績,決定官員的升降去留。清朝不僅更為嚴格,而且還經常搞突擊檢查。《大清會典事例》載有雍正三年皇帝批準的奏本:“嗣后年底,刑部堂官傳集滿漢司員,將律例內酌量摘出一條,令將此條律文,背寫完全。考試分別上中下三等,開列名次奏聞。”說的是:某年底,大清司法部長突然召集干部職工,將當時的法律隨便摘出一條,要求干部當場默寫出來,然后將考試成績分為上中下,報告皇帝。

【案例8】路溫舒——放羊娃鉆研法律成為著名司法官。路溫舒,西漢著名的司法官。《漢書•路溫舒傳》說:路溫舒在放羊時,取裁蒲草為牒,認字習書,被縣署錄用為小吏,“因學律令”有成績,被提拔為獄史。繼續專研,持之不懈,“縣中疑事皆問焉”,放到現在就叫崗位成才了。從“小史”到“獄史”,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躍升,因路溫舒繼續深造,不久還兼任縣府的法律顧問,最后成為西漢著名的司法官。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喜好鉆研法律。

 ()法治思維是系統性思維

  法治思維具有整體性、全局性、系統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體現推進各領域改革發展對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論法治。”《決定》也進一步強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付出長期艱苦努力。

 法治思維的系統性需要貫徹《決定》中提出的“三個三”,即法治思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三者的共同推進;必須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的建設。法治思維的系統性還要求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決定》提出的法治的五大體系——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也體現了法治思維的系統性。十八屆四中全會還把法治建設與“兩個百年目標”、與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聯系起來,把法治與建設小康社會、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聯系起來。這些都體現了法治思維的系統性。

此外,法治思維的系統性表現在要發揮“軟法”作用,即發揮情理道德、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在中國,講法治思維一定要摒棄法治的浪漫主義和法治萬能主義。只靠法治單打獨斗,不講情理道德,不強化道德約束,那是把法治建設這一深刻而艱苦的任務簡單化、單一化,反而會葬送法治建設的前程。

【案例9】廖丹詐騙救妻案——法外開恩并不違反法治。北京下崗工人廖丹的妻子患尿毒癥,透析半年之后,廖某花光了所有積蓄。為讓妻子活下去,廖某用私刻的假公章,偽造醫院收費單據,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騙取北京醫院醫療費17.2萬余元。東城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宣判,以詐騙罪判處廖丹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并處罰金3000元。觸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懲戒。然而在法律之外,不能不去想:若廖某坐牢,病妻何以為生?法不外乎情理,法院懷著悲憫情懷,行使自由裁量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實質上并不違反法治精神。

【案例10】緹縈救父案——法治的人性光芒。西漢時期,臨淄地方有個小姑娘名叫淳于緹縈。她的父親淳于意,本來是個讀書人,因為喜歡醫學,經常給人看病,出了名。有一次,有個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請淳于意醫。那病人吃了藥,病沒見好轉,過了幾天死了。大商人仗勢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狀。當地的官吏判他“肉刑”(當時的肉刑有臉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要把他押解到長安去受刑。緹縈又是悲傷,又是氣憤。到了長安,寫了一封奏章給漢文帝,上寫著: “我不但為父親難過,也為所有受肉刑的人傷心。一個人砍去腳就成了殘廢;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過自新,也沒有辦法了。我情愿給官府沒收為奴婢,替父親贖罪,好讓他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這個小姑娘,又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后將肉刑改用杖刑。原來判砍去腳的,改為打五百板子;原來判割鼻子的改為打三百板子。漢文帝就正式下令廢除肉刑。這樣,緹縈就救了她的父親。

【案例11】丁蘭刻木——法治與德治的融合。在漢朝有一個人叫丁蘭。傳說他對自己未能趁父母健在時盡孝而痛悔不已,于是,就用木頭雕刻出父母的形像,供在家中堂上敬奉,儼然如對活著的父母。一天,一位名叫張叔的人,到丁蘭家借東西,恰巧丁蘭外出了,只有他妻子在家。丁妻當時不知道是否當借,遲疑中,丁蘭的妻子洗凈雙手,點燃香燭,在木像前躬身禮拜后,就虔誠地問卜,結果得到的是“不借”的答案。張叔先前剛剛喝過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一時失去理智,當場對著木像大罵起來,氣憤至極,還動手打了木像幾下,然后才憤憤離去。丁蘭回來后,得知有人居然如此非禮木像,他感到內心宛如刀割。情急之下,他跑去找張叔理論,情急之中,還出手用力責打了他。張叔忿忿不平,就向衙門告狀。由于證據確鑿,衙門便派衙役捕捉丁蘭歸案。丁蘭被捕走前,心里十分傷心難過,他來到父母的木像前,雙膝跪下,一邊流著眼淚,一邊懺悔地說:“兒子不孝,沒有照顧好二老,不但使你們受了委屈,現在又不理智地動手打了人,將要受到官府的懲罰。這樣不僅讓你們為孩兒擔憂,還使二老蒙受羞辱,實在是罪過!”地方官得知后,也為丁蘭的孝心而欽佩,于是就向皇上奏明了情況,不但免除了對丁蘭的處罰,還舉薦他為“孝廉”。

(二)法治思維是辯證思維

 法治思維需要對各種價值觀和正當利益進行合理平衡,是權衡性和辯證性思維。習近平關于《決定》的說明指出:“既抓住法治建設的關鍵,又體現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要求;既高屋建瓴、搞好頂層設計,又腳踏實地、做到切實管用;既講近功,又求長效。”體現了辯證地看待法治的態度。

 堅持法治的辯證性思維,一是要處理好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二是處理好深化改革和依法辦事的關系,二者發生矛盾時,如果改革于法無據,那么要盡快完善由立法機關主導的涉及改革的立法,堅持把法律規定作為改革的“施工圖”。三是處理好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決定》指出:“發揮政策和法律的各自優勢,促進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互聯互動。”四是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強調:“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系,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因時間關系,這里我們主要講講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黨的領導是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是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根本點,絕對不能有絲毫動搖。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建立不起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絕不是要虛化、弱化甚至動搖、否定黨的領導,而是為了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第二,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愿的統一體現,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內活動,這就是黨的領導力量的體現。全黨在憲法法律內活動,這是我們黨的高度自覺,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黨和法、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高度統一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同西方所謂“憲政”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并長期執政,不能用所謂“憲政”架空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就包括堅持憲法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不動搖,緊持憲法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不動搖。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都是錯誤的、有害的,都是違反憲法的,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第三,在依法治國中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

一是堅持黨領導立法。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2011310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任務依然很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所指出的:“人民群眾對立法的期盼,已經不是有沒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國,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國;越是強調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質量”。《決定》在第二部分以“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為題,提出了四個方面的主要任務:即,①要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的程序和機制,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的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確定每年124日為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是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的時候都要公開向憲法進行宣誓。

【案例12】“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齊玉苓案。1990年,原告齊玉苓與被告之一陳曉琪都是山東省滕州市第八中學的初中學生,都參加了中等專科學校的預選考試。陳曉琪在預選考試中成績不合格,失去繼續參加統一招生考試的資格。而齊玉苓通過預選考試后,又在當年的統一招生考試中取得了超過委培生錄取分數線的成績。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給齊玉苓發出錄取通知書,由滕州八中轉交。陳曉琪從滕州八中領取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并在其父親陳克政的策劃下,運用各種手段,以齊玉苓的名義到濟寧商校就讀直至畢業。畢業后,陳曉琪仍然使用齊玉苓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 齊玉苓發現陳曉琪冒其姓名后,向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訴稱:被告弄虛作假致使原告的姓名權、受教育權以及其他相關權益被侵犯。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6萬元,精神損失40萬元。從此案的發生經過看,對于齊玉苓而言,關鍵之處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關于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求,因為這決定了齊玉苓可以得到的賠償數額。然而,由于民法通則沒有規定受教育權,而此案又是一個民事訴訟案件,山東高院故而認為法律的適用是疑難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請求解釋。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復》,認定陳曉琪等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享有的受教育權。此批復,因涉及具體爭議點而備司法性質,其與最高法院另一類頗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釋迥異;并且,在當事的侵權一方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這一問題上,法院未以其他具體法律為依據而直接地、單一地適用憲法。就此兩點而言,司法界、學術界、媒體多稱此案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

②完善立法體制。主要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黨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的決策程序,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的體制機制。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的機制,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同時禁止地方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③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加強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的途徑和機制,完善立法項目的征集和論證制度,完善法律草案的表決程序。這次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現在很多法律都是由利益相關方起草,所立法律都在于維護部門利益。所以提出探索第三方主體參與立法。

④加強重點領域的立法。如《決定》規定,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完善懲治貪污賄賂罪的法律規定,將賄賂犯罪的對象由財物修改為財物或財產性利益。

二是堅持黨保證執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堅持黨保證執法,最核心的就是要堅持依法行政。黨組織要督促、支持和保證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堅持黨保證執法,最關鍵的就是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這要求行政權力于法有據、依法行使、受法制約,真正做到“法定職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確保行政權力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

 三是堅持黨支持司法。一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二要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司法權運行機制。三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善于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司法機關的領導人員,使事關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重要職位始終由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擔任。

【案例13】一位在基層做過書記的領導干部不無憂慮地說,在當市委書記時,有人想讓他干預一起法院審理的案件,他回復說,法院獨立審案子,自己無權干預,結果這位請托人拍著桌子吼道,“全市都歸你管,法院還能不聽你的?!”這位干部說,自己當時后背發涼,“你說要搞法治,但別人卻不信。”

  四是堅持黨帶頭守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干部要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帶頭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帶頭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帶頭尊紀守法、捍衛法治,黨紀國法不能成為“橡皮泥”、“稻草人”,領導干部要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執行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

【案例14】新華社記者在在跟隨一位市委書記調研時,這位書記在車上對記者大談加強法治的緊迫性,尤其是領導干部帶頭守法的重要性,而下車后,他在指揮拆遷時,大手一揮,把這個拆了,把那個拆了,很難感覺到他的法治思維在哪里,可謂是“談法治時滔滔不絕,做決策時權力滔滔”。

【案例15】劉邦約法三章。公元前206年,劉邦率領大軍攻入關中后。為了取得民心,劉邦把關中各縣父老、豪杰召集起來,鄭重地向 他們宣布道:“秦朝的嚴刑苛法,把眾位害苦了,應該全部廢除。現在我和眾位約定,不論是誰,都要遵守三條法律。這三條是:殺人者要處死,傷人者要抵罪,盜竊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們都表示擁護約 法三章。接著,劉邦又派出大批人員,到各縣各鄉去宣傳約法三章。百姓們聽了,都熱烈擁護,紛紛取了牛羊酒食來慰勞劉邦的軍隊。由于堅決執行約法三章,劉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擁護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漢王朝。

【案例16】美國小石城事件——傘兵刺刀下執行的法律判決。1954年之前,美國南方各州仍施行種族隔離措施,強迫黑人接受劣等教育。這年517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訴堪薩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員會案”中宣布:“公共教育領域絕不允許‘隔離但平等’原則存在。在教育機構內推行種族隔離,實質上就是一種不平等。”“布朗案”判決受到民眾歡迎,卻遭遇種族主義者的強烈抵制。此案宣判一年后,南方八州還沒有一所公立學校真正取消種族隔離。為落實“布朗案”判決,1957年夏天,小石城教育委員會選拔了9名黑人學生,擬安排他們在這年9月轉入當地之前只招收白人學生的中央中學就讀。這些學生個個成績優異,智力超群,史稱“小石城九人”。然而,就在開學前夜,阿肯色州州長福伯斯突然發表電視講話,嚴重質疑最高法院判決的合法性,并宣布將派遣國民警衛隊趕往中央中學,阻止黑人學生入校。開學當天,國民警衛隊員如期而至,將黑人學生擋在校門外。艾森豪威爾幾經斟酌,最終還是決定出兵。軍隊需要完成的任務,不是平叛鎮暴,而是執行最高法院判決。艾森豪威爾刻意派出在美國人民心目中富有威望的第101空降師。這支部隊參與了諾曼底登陸,經歷了“巴登戰役”。924日,52架飛機載著1000名傘兵,趕到了小石城,并迅速部署在中央中學周圍。上午925分,黑人學生們被軍用吉普車送進中央中學。傘兵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刺刀朝外,一路護送著9名學生,沿臺階步入校園。相關照片經報紙刊載,迅速傳遍世界,也令世人見識了美國聯邦政府維護司法權威,廢止種族隔離的決心。

(三)法治思維是規則性思維

法治的核心是規則統治。規則具有確定性、可預期、可執行等特點。規則思維的邏輯起點是:既定的規則告訴人們哪些可為(權利)、哪些不可為(義務),以及如何行為(程序);人們的行為后果是可預期的。

【案例17】狄仁杰----法當有常。狄仁杰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大臣。他是唐朝人,歷經高宗、武后兩朝,曾經官至宰相。他擔任大理丞時,只用了一年時間,就解決了大量積壓案件,涉及人數達到一萬七千人,這些人中沒有一個說他判得不公,自己被冤枉了。有一次,武衛大將軍權善才誤砍了昭陵柏樹,高宗震怒,下令立刻把權善才殺掉。狄仁杰卻上奏高宗,說權善才罪當免職,而不應當處死。高宗氣得臉色都變了,說:“權善才的行為使我成為不孝的人,必須殺掉他才能解我心頭之恨!”皇帝左右的人聽到這里,都很著急,示意狄仁杰別再繼續說下去,趕緊離開,狄仁杰卻像沒看見一樣,不慌不忙地接著說:“我聽說逆龍鱗、忤逆君王,自古都被認為是很難的事,我卻不這樣想。遇到桀、紂這樣的昏君、暴君,這種事令人恐懼;而面對堯、舜這樣的明君,則沒有太大關系。我今天遇上的是明君,不用擔心會像比干那樣被殺害。”高宗說:“善才犯法在情理上不可寬容,按法律雖然不能判死罪,但我非常痛恨他,就算違背法律規定,我也要把他殺掉!”狄仁杰說:“陛下制定法律,把它張貼在宮門口,什么罪該受什么樣的刑罰,都有等級標準。怎么能明明犯的不是死罪,卻非要將人賜死呢?法律想變就變,不遵循定好的標準,官員和百姓就會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今天您因為昭陵的一棵柏樹就殺掉一個將軍,后世會怎么評價您?”高宗想了想,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便改變了主意,權善才免于一死。

【案例18】中國古代公正司法的的典故——廷尉罰金。有一次,漢文帝外出路過中渭橋。車駕正在過橋時,忽然,有一個人從橋下跑出來,致使拉鑾駕的馬受驚。文帝惱怒,命令侍從把這個人捉住,交給當時的最高司法機關廷尉衙門處理。當時任廷尉之職的張釋之馬上對這個人進行訊問。這人辯解道:“我是本地人,剛到橋邊,聽到禁止通行的開道聲,躲閃不及,只好藏在橋下。停了老半天,以為皇上已經過去了,便走了出來,不料正撞見鑾駕,我腦子一懵,撒腿就跑,沒想就驚了鑾駕。”據此,張釋之依照當時的法律進行了判決。然后向文帝匯報說:“這人違反清道律令,應該對他處以罰金。”文帝聽了大怒道:“這人驚了我的馬,多虧我的馬性情溫和,如果是其他的馬,還不把我摔傷呀?而廷尉你居然只判處他罰金!”張釋之答道:“法律是天下共有的呀,天子和天下臣民要共同遵守。今天如果要重判,就會失信于天下。如果當時皇上令人當場把這個人打死也就算了。現在既然交給廷尉衙門,這里是天下的公平所在呀。如果有失輕重,天下皆為效仿,天下百姓就會無所適從啊!請陛下明察!”過了好大一會文帝才說:“廷尉你做的對。”

規則性思維還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案例19】法家韓非子主張“一斷于法”、“刑無等級”。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前期法家杰出代表人物韓非子就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法家主張“一斷于法”、“刑無等級”,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法家主張有兩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于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后來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案例20】鞅法太子——太子犯法與民同罪。商鞅的新法令在秦國施行才一年,到京城咸陽來申訴新法壞處的人便有上千。恰好這時太子犯了法。商鞅說:“法令行不通是上層的人沒有遵循法令造成的。”他決定依法處治太子。但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可以處罰,便處罰了太子的輔佐者公子虔,還將太子的老師公孫賈涂面刺字。天下人都很震驚。第二天,秦國人就都按新法令辦事了。后人用“鞅法太子”這個典故比喻太子犯法與民同罪。

(四)法治思維是合法性思維

法治要求以法律作為公權力機關和社會成員行為的指引。把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要求作為自身行為的指引。

【案例21】夏候勝以法抗上。夏候勝是西漢武帝時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夏侯勝為人剛直,從不為權勢折腰。據《資治通鑒》等史書記載:漢昭帝劉弗陵初即位,欲褒揚漢武帝劉徹,意為顯示皇家父慈子孝,同時也為自己揚名。詔告丞相、御史、諸侯等文武百官,商議建造武帝廟事宜。當時眾官齊口稱贊。而夏侯勝聽了甚感不妥,他說:“漢武帝雖然有抵御四方強敵,擴大疆土之功,但在戰爭中濫殺俘虜及庶民。以致浪費了大量錢財,過度鋪張,白白消耗了大量財力,使百姓流離失所,至今逃亡在外的流民沒有安頓下來,不應該給武帝立廟塑像。”話音末落,眾官向夏侯勝發難:“這是天子詔書啊,做臣子當唯皇上是聽,忠于君王,你誹謗先皇,罪在不赦。”夏侯勝面對這群弄臣,說:“依祖宗法令,詔書不可用也”,結果,因非議詔書而下獄。后來,幾百名儒生跪在長安街求圣恩,朝官及百姓也強烈呼吁,漢昭帝迫于壓力,才特赦夏侯勝出獄,

 違憲是最大的違法。《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合法性首先要求樹立憲法至上的理念。

【案例22】孫志剛事件——廢除違背憲法精神的法律制度。20033月,任職于廣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缺少暫住證,被警察送至廣州市“三無”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收容,次日被送往一家收容人員救治站。在這里,孫志剛受到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收容人員的野蠻毆打,于320日死于這家收容人員救治站。20043月,廣東高院作出終審判決,授意“動手教訓一下”的護工喬燕琴被判死刑,毆打孫志剛的被收容者李海嬰、鐘遼國分別被判死緩和無期。其他9名被告人也分別被判處3年至15年有期徒刑。在社會上掀起了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先后有8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就此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盡管全國人大常委會并未對“學者上書”作出回應,但同年622日,國務院通過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了施行二十余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案例23】法院要求移動公司協助查詢電話號碼案。2004年4月20日,湖南省南縣法院要對一件民事案件完成執行任務,因被執行人朱明在廣東東莞,但具體地點不詳,案件無法執行。法院決定:到省移動公司縣分公司,欲查詢其兒子的手機通話記錄,以確定被執行人在東莞的電話,并最終鎖定被執行人的所在地。移動公司縣分公司根據《電信條例》第66條規定: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安全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對電信內容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對其內容進行檢查,拒絕協助調查。法院認為:《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電信條例》只是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不得與《民事訴訟法》相抵觸。如有抵觸以法律為準。法院最終裁定:對移動公司罰款3萬元,責令協助調查。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認為:我國憲法第40條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1)通信秘密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限制該項權利,僅限于憲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情形。(2)移動用戶的通話詳單記載了大量的個人隱私和秘密,屬于憲法保護的通信秘密范疇。因此,法院調查取證不能違反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文:《關于如何理解憲法40條、民事訴訟法65條、電信條例66條的交換意見 》([2004]3號文件),明確表態:“同意湖南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意見”。

(五)法治思維是以限制權力、保障權利為中心的思維

 法治的本質就在于限制公權力的行使,保障私權利的實現。法治思維需要推行“兩張清單”制度:一方面,要用“正面清單”監督政府,對公權力實行“法無明文不可為,法無授權不得為”;另一方面,用“負面清單”管理市場和私人(包括企業、公民)。對私權利,實行“法無明文不為罪,法不禁止即可”。要深刻反思當前中國公權力過于強勢的現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正因如此,我們才提出“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法律對于權力來講是一種穩定器,而對于失控的權力來講則是一種抑制器。

【案例24】縣公安局“進京拘傳記者”事件。200811日,《法人》雜志刊發了記者朱文娜采寫的一篇文章:《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道了商人趙俊萍因一場拆遷糾紛引起的犯罪案件。在報道中兩次提到縣委書記張志國。張志國得知報道后指示:“報道對我個人有什么損失不算什么,但不能因此讓我個人對西豐發展付出的汗水付之東流”。于是,西豐縣公安局根據縣委領導的指示,以“涉嫌誹謗罪”為由對記者進行立案偵察。14,縣委宣傳部長李福祿同縣政法委書記周靜宇協同2名警察,來到北京拘傳記者朱文娜,未果。該案一經網絡傳播,迅速演化為公共事件。18日副縣長高維義約見新華社記者聲稱:縣公安局已經決定,撤銷立案、撤銷拘傳。25日,鐵嶺市委發出《通報》,指出:縣委書記張志國因在“進京拘傳記者”的事件中,法治意識淡薄,指使公安部門介入,同意公安局立案并且拘傳記者,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領導責任,責令其引咎辭職,并向市委寫出深刻檢查。

 【案例25】對窮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1年,佛羅里達州一家臺球廳發生一起入室盜竊案。目擊者報告說他曾看到吉迪恩帶著一個酒瓶和一些硬幣離開了這家臺球廳。僅根據這一指證,警方將吉迪恩逮捕,并以故意犯有輕盜竊罪起訴了他。吉迪恩出現在法庭上,他太窮,請不起律師。根據佛羅里達州法律,法院只有在被告被控有死罪的情況下才能指派律師為他辯護。因此,法院沒有為其指定律師。吉迪恩不得不自己充當自己的律師,為自己作無罪辯護。吉迪恩最后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在監獄里,吉迪恩寫了一封信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訴。最高法院受理了吉迪恩的上訴。最高法院明確指出,被告人獲得律師協助的權利,是一項根本的,公正審判所必需的權利。憲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律師幫助條款包括在某些死刑案件中被告有權被指派律師的權利。這也就是說,每一個公民,無論財富、教育程度、階級如何,都不應該被迫在沒有律師協助的情況下上法庭接受指控。該案后由州法院重審,吉迪恩選擇了特納作為他重審時的辯護律師。經過重審吉迪恩被無罪釋放。

(六)法治思維是堅持程序正當的思維

 程序具有公開性,可以保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只有按照程序做出的決策,才能更讓人信服、更加有說服力,之所以強調程序正義,是因為正義不僅應當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未經合法性審查或經審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討論。”

【案例26】辛普森殺妻案。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辛普森在用刀殺前妻及餐館的侍應生郎•高曼兩項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幾個重大失誤(一是忽視現場勘查常識。讓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的四位白人警官前往后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使得血跡發生交叉沾染。法醫在案發10小時后才到達現場,錯過了準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二是警方涉嫌非法搜查。刑警在辛普森家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警察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墻,從里面打開前門,擅闖民宅。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獨自一人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給警方造成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導致有力證據的失效,以無罪獲釋,僅被民事判定為對兩人的死亡負有責任(受害者家庭則得到3350萬美元的補償性及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本案成為美國歷史上疑罪從無的最大案件。被人廣為詬病的是美國司法制度成為有錢人的游戲。辛普森聘請的號稱“夢之隊”的律師團據說花了3000多萬美元,律師團緊緊咬住美國的程序公正做功夫,還運用了大量心理戰術——博取黑人陪審團的同情。如果辛普森是窮人,相信刑事訴訟的結果要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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